| 情爱问题是《聊斋志异》的中心问题, 也是许多研究者关注颇多,常谈常新的问 题。《聊裔》中塑造的一系列栩栩如生的美 丽女性形象,由于作者的刻意烘托与渲染 达到了过去从未企及的高度,闪耀着人文 理想的熠熠光辉。近年来,许多学者在这些 女性群像及由此折射出的女性情爱心理、 伦理观念及女性主义思想的张扬上作出了 积极的探索,有人甚至因此认定《聊斋》体 现出“强烈的女权主义倾向”,是一曲“女性 主义的颂歌。”然而这种女性主义在《聊斋》 中真的很明显,昭然若揭吗?窃以为它其实 是一种不顾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及作者的 心理承受力的有意识的拔高。另外值得一 提的是,研究者大多侧重于情爱心理及行 为的剖析,而对情爱的归宿——婚姻生活 则较少涉及。本文试以此两点为契机,对 《聊斋》中的男女情爱心理用一个较全面的 透视,以就教于方家。
一、男女情爱心理之比较
1、女性情爱心理。
由于长期形成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统治以及由此形成的 “男尊女卑”的集体意识,女性往往被搁置于情爱“漩涡”的边缘,男 性“兴风作浪”,女性则往往被动地承受,男性叙述者对女性的情爱 心理变化及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根本视而不见,因此留给 我们的女性形象往往只是一些美丽的躯壳,而缺乏那种生动鲜活 的生命脉动。应该说,《聊斋》对女性情爱心理的揭示较之以前有了 显著的进步,已从无意识开始向“有意为之”过渡。如小说中多处渲 染狐仙精魅们大胆示爱、自荐枕席的情节,虽不免给人轻薄张狂之 嫌,但确实昭示出女性情爱心理的逐渐苏醒。从完全被动地接受到 积极主动地追求幸福,尽管这种追求夹杂某些盲目性及非理性,但 由于它是透过几千年男性社会重重铁幕而进发的呐喊,因而弥足 珍贵。
综观《聊斋》,女性对男性认识的过程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其 一是外貌气质。这是女性对男性认识的最直观的层面。在“惊鸿一 瞥’’的交往中,男性的外貌气质在女性深锁的“心闺”里泛起阵阵涟 漪,一旦这种涟漪产生强烈的共鸣,则女性不顾门第贵贱、世俗偏 见而主动示爱,给饱受冷落失意之苦的贫困书生以某种慰藉。如 《五通》:“妾以君风雅之士,枯寂可怜,不畏多露,相与遣此良霄”; 《张鸿渐》:“妾以君风流才士,欲以门户相托。”当张生告之家中已 有妻儿时,女不以为意,依然“琴瑟偕好”。《聊斋》对男性外貌气质 的描写着墨不多,但毫无例外均是风流儒雅之士,他们大多出身贫 贱,胸藏万卷而场屋失意,但其豪迈洒脱、“风标修洁”的气质足以 令美丽多情的女性倾心,这一方面寄托了作者某种“自慰式的幻 想”,而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社会审美风尚的客观反映。
其二是谈吐学识。如果说外貌气质只是第一印象式的“相识”’ 那么谈吐学识则是女性对男性认识深层发展的“相知”,它摒弃f “相识’’过程中仅凭直觉的感性成分,赋予其更多的理性色彩。比较 典型的是《嘉平公子》,嘉平公子“年十七八”,“风仪秀美”。当女鬼 慕其风流“愿奉终身”时,才发现他虚有其表,竟将简单的“椒”字讹 写作“菽”,“姜”讹写作“江”,乃恨而离去。由此可见,外貌气质俱佳 者如果胸无点墨,“不知风雅”,也很难获得女性的青睐。作者在此 依然遵循了“郎才女貌’’的传统思维定势,男性有才则必然谈吐高 雅,因而尽管身处下贱,但往往能以一首诗抑或只言片语式的妙语 赢得女性的芳心。如《青凤》中耿生“素豪,谈议风生”,仅仅因“略述 涂山女佐禹之功,粉饰多词,妙绪泉涌”而得青风赏识。《连琐》中杨 生因续连琐的两句诗而使得连琐现形相见。在“货与帝王家”已无 可能,又羞与普通大众为伍的微妙时刻,女性对科场失意者才学的 仰慕,正表明女性对男性的某种价值认同,从而纾解其因“无用”而 产生的信仰危机。
其三是用情深浅。前两个阶段注重的是寄附于爱情本身的外 在条件,而用情深浅则更多地强调了爱情本身的内在魅力。外在条 件是可以随时势而变化的,而内在魅力则更长久,是男女情爱表现 的更高境界。所谓情到深处便是痴,《阿宝》中孙子楚痴念阿宝为其 断指,卧病在床尚魂牵不已,身化鹦鹉而奉其左右,其用情之深,终 打动阿宝,成全了一段美好姻缘。《婴宁》中王生因相思成病,虽屡 遭婴宁戏弄而绝不放弃。由于用情至深,男性对情爱的来之不易才 会有更深的认识,女性才会在情爱的归宿——婚姻中获得更大的 安全感。
其四是可否“造就”。尽管女性对男性的情爱选择起初并不曾 涉及这一层面,但一旦选择以后,对男性的“佐助”则成了女性义不 容辞的责任。被选择的男性往往才华横溢但科场屡屡失意,在这困 窘而尴尬的境地,女性适时地充当了救世主的角色,将男性从“百 无一用是书生”的宿命论中拯救出来,要么仕途通达,要么富甲一 方。女性正是在这种“慧眼识英雄”中将失意的男性重新推到社会 权力的“中心”,实现其人格心理的自身嬗变。
关于女性意识的觉醒,前人论述颇多,探讨的问题集中在下述 几个方面:向世俗偏见的挑战(如《小翠》、《婴宁》),主动追求幸福 (如前所述的主动示爱,在此有必要提一下《丑狐》,丑狐的悲剧不 在于对年少俊美的穆生的追求,而主要在于其错误地以为可以用 金钱买到爱情,她对穆生的贪财忘义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其被遗 弃是必然的),宣扬新型的男女关系(如《娇娜》、《小谢》展现出的褪 去了“肌肤之亲”的知己情谊、《侠女》中侠女对顾生求婚“业夫妇 矣,何必复言嫁娶”的回答)。
然而在男性视角的笼罩下,《聊斋》中的女性主义光芒毕竟有 限,这种苏醒也仅仅只是苏醒,即便是女性主义体现较充分的《婴 宁》、《侠女》两篇,依然打下了男权社会的深深烙印。一向乐观开 朗,以善笑著称的婴宁被婆婆训斥后竟从此闭口不笑,一向对婚姻 有新见识的侠女最终还是为顾生留下了子嗣,作者在女性主义理 想的道路上试探性地迈出一步后又重新将之纳入正统的伦理道德 体系。至于书中大量充斥的女性奴性意识,如妻妾相安共处、女性 对男性滥交的迁就姑息、积极为丈夫承传子嗣等,则基本上剥夺了 女性发表意见的权利,完全转换为一种男性话语。正如近人辜鸿铭 所认为的:“我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妇女没有灵魂,我们只是认为一 个妇人——一位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女性是不需要 有太多思想、太多愿望的,她们只需要沿着“三从四德”这条路走就 够了。
2、男性情爱心理。
较之女性情爱心理,男性对女性认识的过程是急功近利而短 促多变的。从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到刘备的“兄弟如手 足,妻子如衣服,”再到西门庆的将女人视为“泄欲的机器”,男女在 情爱关系中的地位是根本不可能平等的,男性自认为优越于女性, 因而表现在情爱心理上更多地突出了肉欲与利用的成分。《聊斋》 中有许多书生追求狐鬼精魅的故事,这些女性群像无疑是聪慧绝 伦、善良多情的,但她们吸引男性更多依赖其娇美的容貌、婀娜的 身段这些外在条件,正如美国心理学家丁·L·弗里德曼所说的:
“在对吸引作出判断时,男性要比女性更多地使用性吸引和身体特 征的标准。”这种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很难说得上有多少感情的因 子存在,主要是男性对女性本能冲动的直接表露,由此我们不难理 解《聊斋》中的男性为何对滥交、妻妾成群如此津津乐道并乐此不 疲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男性通过对女性的占有征服来满足其 肉欲,丝毫不会减损其男性人格力量,相反,在这种征服中,男性获 得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及心理平衡。
男性情爱心理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对女性的“利用”上。男性 通过某种手段获得女性,要么视其为人生失意时的安慰剂,要么视 其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一旦女性与男性人格理想相冲突,男性会 毫不迟疑地将女性抛弃。如《窦氏》篇中,南生求欢于窦氏时信誓旦 旦,得手后却嫌其家贫而另娶“貌美财丰大家之女”。南生的抛弃直 接将窦氏母子致于死地:“女抱儿坐僵矣。”这种惨烈的结局当然有 其特殊的一面,一般男性均不忍为之,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男性不会 因此放弃其所谓人生理想,因为那才是他的“正业”,男性与女性的 情爱交往须以不误“正业”为前提,最好是有所帮助,即使不能帮 助,也不要充当绊脚石。男性潜意识的理想女性最好像《汾州狐》、 《双灯》中的狐女那样,自荐枕席,帮助男性仕途通达,然后适时离 去,来无影去无踪,不给男性留下任何负担。
当然,《聊斋》中也塑造了一批用情至深、同甘共苦、能平等对 待女性的新男性形象。如《阿宝》中孙子楚虽迂讷但对阿宝痴情一 片;《连琐》中杨生与连琐“剪烛西窗,如得良友”,当连琐有难时,杨 生虽明知力所难及而尽力为之;《连城》中乔生割肉救女,并非以色 为念,而更多的是将连城视作肝胆相照的知己。由于有这些男性及 一批新女性的存在,《聊斋》在情爱观上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提升,其 爱情基础更多的是志同道合的内在需求(《连琐》);为情人赴汤蹈 火在所不辞(《连城》);不在乎朝夕相守,只需两地同心的新型情爱 观(《罗刹海市》);只重夫妻之情不重夫妻之名的前卫婚姻观念 (《侠女》)。如此种种,为《聊斋》中男性化的情爱观念注入了一丝崭 新的活力。 |